【文/格雷厄姆·艾利森 譯/袁逸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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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印度在4月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時，觀察家們想知道：印度會超越中國成為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嗎？

印度的出生率幾乎是中國的兩倍。過去兩年，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中國——上季度其GDP增長了6.1%，而中國則為4.5%。乍一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似乎很有希望。

今年4月，聯(lián)合國預測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截圖自BBC

隨著印度總理莫迪本周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tǒng)拜登，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如果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真的能夠勝過中國，那將是一件值得大肆鼓吹的事情。印度是中國的天然對手；兩國共享2000多英里有爭議的未劃定邊界，時不時爆發(fā)沖突。中國在亞洲的競爭對手們越強大，就越有希望產生對美國有利的力量均衡。

然而，在對印度迅速崛起的敘述深信不疑之前，我們應該停下來反思四個難以忽視的事實。

首先，關于印度的崛起，分析人士在過去曾有過錯誤的判斷。在上世紀90年代，分析人士大肆宣揚不斷增長的印度年輕人口將推動經濟自由化，創(chuàng)造“經濟奇跡”。美國最擅思考的印度問題分析家之一、記者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華盛頓郵報》最近的一篇專欄報道中指出，他發(fā)現(xiàn)自己又一次陷入了類似的興奮之中，上一次是2006年，當時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將印度譽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自由市場民主國家”，當時的印度貿易部長表示，印度經濟將很快超過中國。盡管印度經濟確實有所增長，但扎卡里亞指出，這些預測并沒有成真。

其次，盡管印度在過去兩年中取得了非凡的增長——兩年前，印度成為了世界五大經濟體之一——但印度的經濟規(guī)模仍然遠低于中國。在21世紀初，中國的制造業(yè)、出口和GDP大約是印度的兩到三倍?，F(xiàn)在，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大約是印度的五倍，GDP為17.7萬億美元，而印度的GDP為3.2萬億美元。

全球制造業(yè)份額（中印對比）

全球貨物出口份額（中印對比）

中印GDP對比（以市場匯率下的1萬億美元為計量單位）

第三，印度在發(fā)展科技以賦能經濟的競賽中一直落后。中國畢業(yè)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s，指科學、技術、工程、數(shù)學等理工科專業(yè)）學生幾乎是印度的兩倍；中國將GDP的2%用于研發(fā)，而印度的比例則為0.7%；按稅收計算，全球20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有四家是中國公司，沒有一家公司總部設在印度；中國建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5G基礎設施，而印度僅建設了1%；TikTok和在中國創(chuàng)建的類似應用程序是當前的全球主導，而印度尚未創(chuàng)造出能夠走向全球的科技產品；在發(fā)展人工智能方面，中國是美國唯一的全球競爭對手。中國企業(yè)商湯科技（SenseTime）的人工智能模型最近在關鍵技術性能指標上擊敗了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的GPT-4，而印度連比賽的門檻都沒摸到；中國擁有全球65%的人工智能專利，而印度只擁有3%；從2013年到2022年，中國的人工智能公司獲得了95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而印度只有70億美元。頂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美國和歐洲，而印度并不占優(yōu)。

中印人力資本對比（上圖為文盲率對比，下圖為STEM學生數(shù)量對比）

第四，在評估一個國家的實力時，比公民人數(shù)更重要的是其勞動力質量。中國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高于印度。國際社會慶祝了中國的“脫貧奇跡”，其從根本上消除了赤貧。相比之下，印度的貧困和營養(yǎng)不良程度仍然維持較高水平。1980年，中國10億人口中九成的收入低于世界銀行定義的赤貧線。今天，這個數(shù)字已經基本歸零。然而，今天印度的14億人口中，有10%以上仍然生活在世界銀行所定義的的極端貧困線以下，每天生活花費不超過2.15美元。與此同時，根據(jù)最新發(fā)布的《聯(lián)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yǎng)狀況報告》，2019-2021年，印度有16.3%的人口營養(yǎng)不良，而在中國這一比例不到2.5%。印度也是世界上兒童營養(yǎng)不良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幸運的是，未來并不總是與過去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致。但正如五角大樓的一個標志所警告的那樣：希望并不等同于計劃(Hope is not a plan)。在盡其所能幫助莫迪政府治下的印度實現(xiàn)更美好未來的同時，華盛頓也應該對亞洲最有見地的戰(zhàn)略家的評估進行反思。新加坡的國父和長期領導人李光耀，非常尊重印度人民。李光耀與包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和英迪拉·甘地（Indira Ghandi）在內的歷任印度總理合作，希望幫助他們，使印度強大到足以對中國產生嚴重制衡（從而為他所領導的小國提供生存繁榮所需的空間）。

但正如李光耀在2014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發(fā)表的一系列采訪中所解釋的那樣，他不情愿地得出結論，印度超越中國不太可能發(fā)生。在他的分析中，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是任人唯賢的敵人，龐大的官僚機構及精英們不愿調節(jié)多個民族和宗教團體的競爭訴求，這些因素疊加讓他得出結論，印度將永遠只是“未來的國家”——而這個未來永遠不會到來。因此，當我在十年前專門問他印度是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時，他直接回答說：“不要把印度和中國放在一起談論?！?/p>

自從李光耀提出這一論斷以來，印度在新政府的領導下開始了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發(fā)展議程，并證明它可以實現(xiàn)可觀的經濟增長。我們仍然可以相信，印度這次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我敢說，李光耀對此都不會抱有太大希望。

本文于6月24日發(fā)布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chuàng)始院長，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著有《注定一戰(zhàn)——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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