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在不久前表示，由于利率大幅上調打擊了經濟活動，全球經濟正處于不穩(wěn)定的局面，并將出現大幅放緩。與此同時，經濟學界內的多位專家預測2023年全球經濟將會陷入衰退。長期以來，經濟學界關于經濟周期、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的討論一直不絕于耳。以研究“金融不穩(wěn)定論”而聞名的美國經濟學家海曼·P.明斯基在其專著《穩(wěn)定不穩(wěn)定的經濟》中獨辟蹊徑，將凱恩斯理論忽視的金融概念引入經濟供需關系，通過自己的方式加以重新解釋，提出金融制度的重要性，補上了標準凱恩斯理論曾忽視的金融不穩(wěn)定因子。

明斯基雖被稱為凱恩斯學派的繼承者，但他的研究著述卻有很強烈的個人色彩，其中的許多論點如今具有很強的現實寫照的寓意，重讀這本書或許對化解當前世界經濟不穩(wěn)定局面帶來啟發(fā)。在本書前言部分，經濟學者亨利·考夫曼認為，20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貨幣主義逐步取代凱恩斯主義后，明斯基的深刻見解又一次未得到應有重視。在中文版序言中，經濟學者吳曉靈同樣認為，直到明斯基1996年去世，他仍然被歸為非主流經濟學家，其主要思想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明斯基通過詳實的數據、案例以及細致的分析梳理早就給出了自己的思考，例如遏制通脹的溢出風險以及金融創(chuàng)新失范對經濟穩(wěn)定性的危害等等。回顧過去，如何從歷史經驗教訓中找到有效應對經濟衰退的方案，將是對凱恩斯理論范式變革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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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阻止經濟衰退的積極作用

經濟學界對1929年至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20世紀70年代歐美通脹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是，明斯基有自己的看法。盡管他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短暫流行過一段時間，但很快就被其他的理論學派所“湮沒”。究竟如何理解明斯基所說的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的經濟周期呢？作者在書中詳細回顧了1975年被稱之為“非大蕭條”式的深度衰退。

在對比1929年至1933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后，1975年的深度衰退更像是依靠投資拉動而引發(fā)的衰退。雖然說自那次“大蕭條”后，凱恩斯主義開始盛行，“羅斯福新政”更將其聲望提升到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大規(guī)模投資成為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但明斯基卻對此有不同看法，并認為這種以凱恩斯名義為指導的政策尋求鼓勵投資以擴大總需求的做法是錯誤的，過度投資不但引起金融不穩(wěn)定性和通貨膨脹，甚至加大不平等。明斯基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對這些政策表達了批評，并強調要關注就業(yè)和消費政策，而不是簡單地依靠投資。

明斯基在考察美國1974年至1975年和1981年至1982年的經濟衰退周期后，提出“大政府”和最終貸款人所發(fā)揮的積極作用。他認為，20世紀70年代深度衰退后，“大政府”的救市行動在大幅抬升財政赤字的同時，使得眾多企業(yè)能持續(xù)支付利息，轉移支付提高后個人收入也并未在蕭條期下降，反而消費也沒有垮掉，“大政府”穩(wěn)定了就業(yè)和收入，以及現金流。同時，政府的緊急救助計劃將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作用充分發(fā)揮出來，從而阻止了存貸款危機，防止因經濟衰退可能發(fā)生的債務緊縮。明斯基在分析了這兩次深度衰退后指出，遏制通脹的手段——傳統(tǒng)的緊縮貨幣政策，不但導致利率上升，并致使金融動蕩、失業(yè)率上升以及產出下降。

強調“最后貸款人”的迅速行動

“二戰(zhàn)”后凱恩斯的理論大規(guī)模流行。明斯基認為，簡單的凱恩斯模型認為大量的政府赤字能夠穩(wěn)定并且?guī)椭洕鷶U張，但是現實世界中的經濟關系比簡單模型中的變量關系要復雜得多。從政府支出的效果來看，明斯基聚焦收入和就業(yè)效應兩個層面闡釋“大政府”阻止經濟下行的影響機制。明斯基還進一步拓展傳統(tǒng)的理論，將金融這一因子納入到分析中。

明斯基先假設沒有“大政府”存在，即意味著赤字將因經濟下行或衰退而減少，投資削減則導致企業(yè)存貨投資和可支配收入減少，由此家庭支出的下降和商業(yè)投資的減少等相互作用，將導致經濟進入深度衰退。同時，在當時的現實環(huán)境下，已不得不考慮金融的因素。在1975年美國經濟衰退時期，政府債券和赤字大幅增加，企業(yè)和金融機構為獲取安全有效的資產，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明斯基認為，這即是1975年經濟受到衰退威脅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按照上述分析，經濟危機的演變到了20世紀70年代已不再是傳統(tǒng)簡單的凱恩斯模型，而是隨著經濟周期變化，嵌入更加復雜的金融系統(tǒng)，政府支出、企業(yè)投資和家庭部門的儲蓄與金融系統(tǒng)的關系不斷深化。明斯基認為，面對深度衰退，最終貸款人必須迅速采取干預措施，并確保能夠獲得再融資來防止金融困難演變成一場能夠引致“大蕭條”的相互作用且不斷累積的衰退。

重視銀行和信貸市場的有效監(jiān)管

回顧自1929年至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至今的屢次重大經濟金融危機，凱恩斯的理論在持續(xù)演進的同時，其負面效應也在加快顯現。明斯基所稱的“大政府”和最終貸款人雖然短期內能夠阻止經濟深度衰退，從而防止出現“大蕭條”，但與此同時，這些干預措施引發(fā)了新的不穩(wěn)定。比如，政府的支出增加和貨幣供應的增加造成政府赤字抬升，并引發(fā)通貨膨脹。這一現象印證了明斯基所討論的后凱恩斯主義的正反兩面性。明斯基之所以對信貸市場和銀行體系表現出濃厚興趣，這與其早前和美國地區(qū)銀行家、會計師打交道頗多有關，而多數宏觀經濟學模型主要局限于流量，而甚少關注到資產負債表。

隨著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不斷出現，金融系統(tǒng)的復雜性遠遠超出政策干預的范疇，即便過去屢試不爽的“大政府”和最終貸款人的積極作用，在短期內或許能很快奏效，但同時也會隨著不穩(wěn)定因素的累積帶來新的問題。明斯基在分析金融不穩(wěn)定問題時，主要討論不同類型的投融資深刻影響經濟運行的機理，并從銀行業(yè)資產負債表結構變遷來考察金融不穩(wěn)定背后的邏輯。明斯基指出，商業(yè)企業(yè)、金融機構和家庭的逐利活動是金融系統(tǒng)引發(fā)制度變革的推動力。1966年美國出現的信貸危機就是這種金融不穩(wěn)定性的顯現。明斯基認為，經濟周期波動與資產投機內生于金融市場。因此，在談到如何應對這種不穩(wěn)定時，明斯基傾向于健全融資制度和政策干預機制。

明斯基認為，只要金融市場屬于投資決定機制的一部分，就會存在某些強大的內部不穩(wěn)定力量。而銀行業(yè)作為富于創(chuàng)新的逐利行業(yè)，在不確定環(huán)境下，這種行為必然會增大不均衡的壓力，從而導致金融不穩(wěn)定。對此，明斯基提出兩個思路：一是對銀行杠桿率設置一定限制，將銀行所有者權益的增長控制在與無通脹的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水平；二是指引和控制金融創(chuàng)新活動，并通過對不同類別的資產設定不同的權益和權重，來保證銀行保持一定的資本充足率。如今來看，加強銀行體系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監(jiān)管協(xié)同確有必要。

結語與展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和不少經濟學者深信“大而不倒”，大規(guī)模救助華爾街巨頭，高度依賴財政擴張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宏觀政策短期內挽救了經濟衰退，但不斷累積的財政赤字和天量的貨幣投放卻逐漸顯現出弊端。過去十余年，從歐美國家經濟運行的結構來看，過高赤字和債務驅動已經“司空見慣”，反映了凱恩斯主義不但越走越遠，干預政策的傾向性愈發(fā)強烈，而且扭曲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規(guī)律。

如何擺脫這種不穩(wěn)定雖有難度，但并非沒有解決思路。從明斯基的論述中可以總結出三條路徑：第一，應對危機既要考慮政策的短期效果，財政與貨幣政策應相互配合，做到張弛有度，也要評估負面效應和外溢風險，這就十分考驗宏觀政策的運用范疇、運行機制和傳導效率。第二，無論是金融創(chuàng)新、監(jiān)管制度改革，還是面對新經濟、新模式，宏觀政策應保持杠桿與風險的平衡，市場也應學會敬畏風險、遵守底線。第三，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應明確邊界、功能，發(fā)揮三方力量，既要防止市場失靈而破壞社會穩(wěn)定，也要防范政府失靈，扭曲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重新激發(fā)社會創(chuàng)新活力。

明斯基曾在1974年提出，西方經濟所處的經濟特征就是金融體系在穩(wěn)固和脆弱之間搖擺，這一搖擺過程是產生經濟周期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減少失業(yè)、貧窮和不均衡有助于促進金融穩(wěn)定。任何一項政策都不能“脫嵌”于社會，否則便會放大不穩(wěn)定，引發(fā)新的危機。下一步需要思考如何回歸經濟發(fā)展的本源，驅動財政、貨幣和金融回歸正常化，減少對非常規(guī)政策工具的依賴，轉而向改革要紅利。從另一層面來看，全球化之下的現代經濟結構異常龐大而復雜，虛擬的金融和實體經濟深度捆綁，任何一項重大宏觀政策都將可能產生“蝴蝶效應”，如果不經過全面評估和精準實施，也就沒有可靠的辦法加以應對。

（文章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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